然后嘛，几杯二锅头下肚，大家就可以打开话匣子随便聊了。男人们抱怨着各种不公、女人埋怨着生活的艰辛。
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，洪涛就会得到大量有用的信息。比如说税收政策的不合理，再比如说募兵制度中的腐败。
最让他烦心的则是马政的败坏，因为这件事儿不归他管辖，朝廷有专门的牧监，属于央企，直接听命于中央，地方上无法插手。
北宋缺马，这事儿好像是公认，但这是个伪命题。从北宋到南宋真不是特别缺马匹，缺的是可以用作骑兵的战马。
战马有点像猎犬，不是说某个品种的狗天生适合当猎犬，长大之后就一定能成为猎犬。除了品种之外，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满足。比如说体格、性格、训练度等等。
训练度可以通过后天加强，但体格和性格是天生的。有的马很笨、有点马太聪明、有的马脾气暴躁、有的马过于温和、有的马比较矮小、有的马过于高大，带有这些特征的马都不能成为合格的战马。
就地区而言，东亚这一片只有西北和北部地区产的马匹才有可能满足战马的条件，云贵、四川、包括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的马匹由于身体普遍矮小、奔跑能力不足，无法长时间在平原上作战。它们更像驴子，用于山区很合适。
宋朝从成立那天起就失去了一个战马主产地，北面有辽国挡着，不管用什么办法人家也不会大量出口战马给宋朝的。
西北刚开始倒是在手里，可是有和没有差不多，因为党项人从唐朝那会儿就实质上割据了这片地区，名义上归顺，实际上并不太听命令。等夏国成立之后，干脆就也别指望了。
没有足够数量骑兵打仗吃亏的道理宋人也懂，他们不是没想办法。相反，还出台了很多政策，从国有到私有，全方位的鼓励养马，尤其是养战马。效果嘛，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，得从两个方面分析。
从宋太祖开始就沿袭了唐朝的习惯，设置左右骐骥院，专门为皇家和军队养马。后来改成了群牧司，由内官勾当，设使、副使、都监、判官等官。其职掌是：
“掌内外厩牧之事，周知国马之政，而察其登耗。凡受宣诏、文牒，则以时下于院、监，大事则制置使同签，小事则专遣其副使。都监不备置，判官、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，点印国马之蕃息者。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，以诸司使、副及内侍充，掌牧养国马，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、蕃夷，给骑军厩置之用。”
随着马匹数量增多、用途愈广，光靠左右骐骥院和群牧司已经有点照顾不过来，随后又增设了牧养上下监，专门负责治病和繁育小马；估马司，负责评估马匹质量，核定市场售价；卖马务，把不适合用作战马的马匹转售给民间。
到了宋真宗年间，北宋养马的规模达到了顶峰，开封有两院、四监、二坊，个州县分布着牧监十四个、孳生监七个，有军马二十多万匹。就算军马不全是战马，拦腰减半，那也至少有十多万匹战马可用。
但是吧，随着檀渊之盟的签订，宋辽两国的战事平息了，宋朝皇帝也不想再去收复失地。燕云十六州压根儿也没纳入过宋朝领土，并不是所有宋人都以为那是失地，犯不着拼了命去抢。
至于说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，假如没有后世各种专家的分析，再加上网络传播，试问后世有多少人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？恐怕光是战略地位这个词儿，就够大部分人琢磨半天的了。
所以说吧，不能苛求古人和现代人一个思路，他们的视野没那么远，多半人活了一辈子也仅仅知道自己家附近的州县，超过一二百里远就全不清楚了。在这种认知条件下，谈什么战略意义都是白搭。
宋朝皇帝和群臣比普通老百姓强点有限，他们认为既然短时间内和辽国不会再有战争，那还养着这么多匹战马有什么用？养马基本就和后世养车差不多，就算一天不开每年也要耗费不少钱粮，尤其是战马耗费更大。
大家一合计，干脆，少养点吧，省出钱来干点别的。当时的宰相向敏中就曾上书皇帝：
“国马之数，方先朝倍多，广费刍粟，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，散于民间，缓急取之，犹外厩耳。是秋，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。”
光把部分战马退役转卖到民间当生产资料宋朝群臣还是觉得不过瘾，那么多养马的国营单位留着也是废物啊，干脆，裁撤掉一部分吧。
于是从天圣五年开始，诸牧监就开始一年比一年少，剩余的也主要放在河北和开封附近。
又过了十多年，战马基本更新换代两三批了，很多牧监也都荒废许久，西北突然乱了，然后夏国建立，还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把北宋原本就不太富裕的骑兵消灭了不少。
这下北宋君臣们有点傻眼了，才又想起养马的重要性，忙不迭的想恢复。王安石弄了那些马政改革，就是为了快速恢复战马数量。
可是吧，农耕民族毕竟是农耕民族，作诗再好也代替不了自然规律。马匹这个玩意是群居动物，种群数量不达到一定程度根本就无法快速繁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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