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陕西到底发生了什么,没有人会在意。
毕竟,那里现在还是战区,况且那里刚刚收复,发生一些乱子,总在人们料想的范围内,当然这也和兴乾朝废除了“言官”有着直接的联系。
尽管朱元璋创建明朝后废除了丞相,加强了皇帝的集权,但深知权力集中于一人之害的朱元璋,不但在地方上设立布政使,按察使分属民政和刑名。设立了一整套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制约机制,而在大明朝的历史上,时时刻刻掣肘皇权,这就是“言官”制度,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却作茧自缚的地步。
言官又称“谏官”“谏臣”,以向皇帝“风闻言事”“直言规劝“为主要工作内容,职业就是反映问题,说对了有赏,说错了也没关系,不必承担“妄议”责任。
可到了明朝,言官才算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。
明朝言官,不仅职业化,还越来越规模化。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,品级不大,权力不小,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,大到皇帝小到草民,看不惯就上朝奏报。言官只负责上书,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,错了也不用负责任。
到了明朝中叶,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,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。皇帝的廷杖,算计,威逼,利诱对许多言官失去了威慑力,言官逐渐成为约束皇权的一股强大力量。
言官成为一大害,始于党争。始于言官的“风闻奏事”,始于其为博名不惜“捏造歪曲”。而究其原因是其不需要为自己的说的话负责,而正是这种不负责任,让言官可以毫无顾忌的“捏造歪曲”,甚至用歪曲是非的方式激怒皇帝,换取廷杖,进而谋图个人名扬天下。毕竟,在大明,言官挨了廷杖,那可就能换来的直名,可是名扬天下的好事。最终,言官成了一害,言官参与党争,将严肃的政治生活演化成一场场闹剧,甚至要为甲申天变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。
这也是朱明忠废除“言官”的原因,当然废除的并不是他们上书言事的权力,而是废除了“风闻奏事”的权力,过去他们不需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,但是现在他们却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。
大明是个讲究法律的国家,世事不过于法,诽谤……是要流放的!
所以,只负责上书而不问后果,甚至以此打击政敌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,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话负责,比如兴乾元年,有给事中弹劾钱磊事清时曾助纣为虐杀数百忠良,不足以为阁辅。在廷议时,朱大皇帝只问了一句。
“证据呢?”
给事中丁克已一句“此事世人皆知何需证据,陛下若欲得其证,自可派人查勘”,如果换成崇祯朝,估计又是一场动荡,而朱大皇帝淡淡的说了一句。
“既无证据,既是污告,钱爱卿,有人无证诽谤,你是否追究他的责任?”
而本就是师爷出身的钱阁辅岂不明白,一下朝就往中都检法院提诉,
这完全不是按套路出牌的打法,让大明官场无不是看傻了眼,而检法院审理后确定了丁克已“诽谤罪名成立,流五千里”,换句话来说,一下子就把他流到了天涯海角,终生不可能再回大明。
结果一出,所有人都惊呆了,就是负责最高检法院,掌刑狱案件审理的大理寺卿在询问皇帝时,朱大皇帝也只是还半闭着眼睛说道。
“大明自有法度在。”
一句自有法度在,就是告诉全天下,大明是有法律的,一个个不要觉得你们乱说话,就没有办法治你。
从始至终,皇帝没有插手,更没有廷杖。
丁克已更没有以直名而名扬天下,只是以倒霉蛋的名声名扬天下,两年前客死在南天门。
从此之后,言官“风闻奏事”就成了一个摆设。但凡是人都爱惜性命,过去之所以不惜性命是因为他们有所依仗,有所追求和理想,而现在,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,所有的辉煌不过都是过去的幻影,现在的大明不是过去的大明。
是新明!
也正因如此,发生在陕西的事情,压根就没有任何一个给事中去上书直言,言道着什么扰民害民,言道地方酷吏苦民,谁都知道,几百万人的迁移,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,本身就会出事许多不和谐的声音。
况且……那些人是李贼的乡人。
一句话,天下士绅皆苦于李贼!
自然的,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。陕西就被有意无事的忽视了。甚至于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做是对的,至少要让那些人知道一些教训。
当然在官方的口中,移民事宜是顺利的,移民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,更是为了百姓着想。
每丁最少授田五十亩,连续耕种十年后,官田归私,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好事啊!
要知道在内地,那些田地永远都是官府的,哪怕你租上十年,20年还是官府了。现在官府那么大方对他们这么厚待,自然是挑的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。
当然报纸上,偶尔的也会出现一些“不和谐”的声音,他们当然会去指责陕西当局的罔顾民意。但总体上还算平稳,移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移民,从潼关坐上火车,然后直抵海州,在海州登上前往东北的移民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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