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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俊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之际,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杨洵的表情变化。
若是杨洵的表情间稍稍显出一丝恼羞成怒之色,赵俊臣就会立刻闭口不言,又或者是话锋一转、连忙改口,表示“晚辈总体而言还是极为支持杨大儒您这些观念的”云云。
然而,让赵俊臣愈发感到敬佩的是,杨洵虽然数次被赵俊臣问住了,但他完全没有恼羞成怒,只是认真思索着解决之策。
实际上,在这场辩论之中,赵俊臣暗中玩了花样,他所提出的几项问题,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关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,而是法律执行之际所涉及的伦理问题。
而这种问题,向来是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。
其实,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,赵俊臣本人也没有寻到答案。
又或者说,赵俊臣虽然提出了这些疑问,但他并没有认真思索过相关答案。
因为,赵俊臣是一个实用主义者,更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,像是这种与伦理相关的问题,唯有理想主义者才会认真思索,但赵俊臣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浪费精力。
这个世界上,善恶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,人们总是用模糊的善恶标准要求自己会很累,所以绝大多数人皆是倾向于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,希望能寻到一个绝对的判断准则,他们只要按照这样一个判断准则来行事,就可以放弃思考、永远不会良心不安。
而理想主义者的出现,就是为了给人们寻到这样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,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“道德”、有些理想主义者诉诸于“宗教”、而杨洵则是诉诸于“律法”。
所以,“道德”、“宗教”、“律法”这三者的共同特点就是,它们都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善恶标准。
然而,作为实用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,赵俊臣很是抗拒非黑即白、非善即恶的二元论。
就以刚才赵俊臣所提问的“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究竟哪个重要”为例。
有些人认为程序正义重要,因为程序正义乃是水源,结果正义只是水源之中所涌出的水流,所以绝不能因为部分水流而污染水源。
有些人认为结果正义重要,因为结果若是不正义,那么程序正义也就毫无意义。
但在赵俊臣看来,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一旦是发生冲突,那就只代表着一件事情——程序失灵,程序之中所涉及的审核、监督、与制衡,也已经变成了推诿、扯皮、与不作为!
若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,自然就可以无视;若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,那就需要改革;若是一直出现这种情况……那就需要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改变现状了。
然而,何时可以无视?何时需要改革?又何时需要采用激烈手段?
关于这种事情,就不是理想主义者所提出的善恶二元论可以解决的事情了。
许多时候,并没有正确与否、善恶二元,只有合适不合适。
譬如说,赵俊臣很不喜欢厂卫,但若是让赵俊臣决定要不要废掉厂卫,那么在新机构出现之前,赵俊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
因为明朝的疆土广阔、情况复杂,极为需要中央集权,任何一个事物只要能加强中央集权,那就是利大于弊,若是削弱了中央集权,那就是弊大于利。
而杨洵的观念也是如此,它是百年以后的真理,但并不适合于此时此地,因为这种观念削弱了中央集权。
但关于这一点,赵俊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明说出来的,因为他一旦是说出了这个想法,就真的要彻底得罪杨洵了。
杨洵或许可以接受自己的理念存在漏洞、需要进一步完善,但他未必能接受自己的理念不合时宜、弊大于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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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必再谈赵俊臣的心中想法。
却说,因为赵俊臣的连续提问,杨洵不由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思索。
见到杨洵的这般模样,赵俊臣也不催促或者多说,只是默默低头、继续翻阅起了杨洵的文章,摆出一副爱不释卷的模样。
与此同时,杨洵的两位弟子、赵俊臣的诸位幕僚,也纷纷因为赵俊臣的观点而陷入了思索之中。
一时间,赵府正堂之中落针可闻,所有人都是默不作声。
就这样,持续了大约一炷香时间之后,杨洵突然笑了起来,笑容也是极为畅快。
“赵阁臣的观点很有趣……而且,赵阁臣你似乎特别善于举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。”说话间,杨洵收敛了脸上的笑容,表情恢复了严肃,缓缓道:“也就是因为赵阁臣所举的这些例子,让老夫受到了误导,险些被赵阁臣带到沟里去!”
顿了顿后,在众人瞩目之下,杨洵继续说道:“然而,赵阁臣反复举出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、希望加强自己的说服力,在老夫看来只是一种心虚表现!
在这个世界上,真正的至理真言,完全没必要使用大量例子来佐证正确,而赵阁臣反复的举例佐证,反而是说明了这些例子皆只是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特例!
嘿!赵阁臣能列举出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,那么老夫同样能列举出更多十倍的例子来反驳赵阁臣的观点,但特例并不能代表普世之准则,只因为少数的特例,就否认了普遍状况,岂不是因噎废食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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